I.李政道与杨振宁宿怨始末：署名顺序引起交恶

《李政道传》披露与杨振宁宿怨始末

2009年12月07日17:33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耶鲁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曾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

《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天津报导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分裂，是华人数学学界一段知名的公案。

两位以前最亲昵的合作者，最终却冷眼相向，内情到底怎样？正式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首次详尽披露了两人宿怨的始末。

“这是这桩学术界的豪门恩冤首次系统展示。”出版社编辑对本刊记者说。

书的作者身分同样值得一提，他是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季承。季承常年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两人有历时30年的紧密合作。

虽然李、杨分裂已历时半个世纪，现在她们已分别83岁和87岁高龄，而且时间并没有平息她们之间的宿怨。读《李政道传》，两人的宿怨贯串其间，其详细的细节直击人性深处。

初遇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北联大读二年级。抗日胜利后，蒋介石认为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北联大的数学院长吴大猷、化学院长曾昭抡和物理院长华罗庚，对她们说，给大家十万欧元，一个大会堂作为工作场所，请大家造原子弹。

吴大猷她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意大利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新加坡。但因为日本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她们可以用发放到的经费在日本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洛杉矶学院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化学。

那时杨振宁已在纽约学院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她们在学院国际公寓预定了屋子。杨振宁也是西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相熟。

同在一所中学，相处自然开始。两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昵的同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因为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充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货车。1947年春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东部旅行。不仅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两人按比列凑钱，把那部面包车买出来，回去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凑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到底意味着哪些，后来李政道才寻思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具感慨。

合作

博士结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洲学院工作，兼任数学系助教。当时，北韩战争爆发，加洲地方反共气焰骄横，因此李政道在加洲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耶鲁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晓得李政道在加洲的情况，于是三人商量，李政道也来耶鲁，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校长奥本海默(日本“原子弹之父 ”)，请他给李政道发出约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耶鲁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估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她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她们写了两篇统计热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她们发觉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觉揭露了统计热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青中国学者的论文导致了化学学家爱因斯坦的注重。1952年的三天，两人受邀与爱因斯坦碰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好多，很细。最后，他站上去同李政道握手，诚恳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数学上成功。”

两位年青人在斯坦福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她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昵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耶鲁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耶鲁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她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顺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多项式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语首字母的次序排列，应当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并且，杨振宁提出，假如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后面，由于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惊讶，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劝说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两人带来节理，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以后，尽管他在耶鲁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而且她们没有再专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晓得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军中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追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顺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置于后面，由于李结业后科学事业仍然不顺利，要帮助他，但是杜致礼按照“女人的第六感”出面制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斯坦福，去秘鲁学院兼任助理院长。两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罗马尼亚学院有史以来最年青的院士。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离开斯坦福高等研究院，原本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碰巧的事情，却使两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非常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多项式。

然而，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阿根廷学院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她们重拾合作，这也是她们化学生涯中颇具甜蜜和神奇色调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化学到统计热学??合作紧密而富于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位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少于每位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她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形成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觉，被誉为20世纪数学学中的革命。依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觉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概是4月末和5月初的三天早上，杨振宁驾车从长岛来伦敦波兰学院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联通他停在街上的车辆，她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因为餐厅都还没开门，她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道路口的白玫瑰奶茶厅边喝奶茶边讨论。李政道把近来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看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渐渐被劝服。中午后，她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早已完全被劝说，并表示乐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连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十分热门的突破，应当用最快的速率，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攻打出来。这样愈发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认为非常有道理，同时认为如有杨振宁的出席，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二人开始了友好的大赛。她们在大概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剖析。这须要进行大量估算。三人在估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作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她们完成了对这种过程的剖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震惊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交恶

1957年10月，美国皇家科大学宣布，把当初的化学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打算。她们都要写发言稿和演讲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导中，两个名子的顺序都与得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她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突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纪次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参加派对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步入派对会场时她要走在最上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震惊，不同意如此做。并且，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如果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痛恨，太丢人。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散。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她们迈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日本《纽约客》杂志上刊载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掠影》，记述李杨合作发觉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事件由此而起。

当时，李政道早已回到耶鲁高等研究院。五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哪些更改。而且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楚的地方 ” ，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个别地方，他希望名子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子也要置于秦惠之前，由于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但凡文章里提及“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种要求，李政道认为太无趣。当日下午，杨又打来电话，说这些注也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倍感沮丧，只得建议她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后显得非常兴奋，开始哭上去，说他是十分乐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倍感无可怎奈。最后她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初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提交了离职书。奥本海默对此倍感十分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当不要再做高能化学，而杨振宁应当去瞧瞧精神大夫。

各执一词

其实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叙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叙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气出色，勤奋用功。我们交往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同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为此，在纽约的时光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数学老师。 ”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自序里，杨振宁对二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如同一位胞弟。在粒子化学和统计热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早已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当堵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前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植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形成经过》一文自序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迥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前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当把形成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倘若人们假定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这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载流子、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测出的)的推论就不会碰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些观点。我力图劝说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无解的谜团

李杨之间的宿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展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归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围绕着高能化学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并且，自从李杨这两位日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归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郁的个人意气的色调，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事例好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注重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成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 ”，等等。

“他对中国高能化学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大学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因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 。”书中这样对杨振宁的心态作总结。

季承写道：“推而广之，虽然只要是李政道赞同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化学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归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季承对本刊记者表示：“我写她们的宿怨，是抱着客观的心态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推论。 ”

“他们之间的分歧，早已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当由历史来判定，应当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推论，这显然是没有人，没有哪些机构，可以作出的。”季承说。